1260年9月11日，科隆大教堂的首席建築師傑哈德(Master Gerhard)，忽從未完工的教堂鷹架跌落身亡。
他正埋頭於建造最接近上帝的聖殿，但這一次，上帝沒有伸出援手。
傑哈德生前為了這座前所未有的人間聖堂，發了瘋一樣拼命。光是兩座塔樓的設計圖，就用罄四公尺半的羊皮紙，朋友問他：是不是忘了自己不會長生不老？
他想設計一座全世界最高的教堂，在當時教堂建築多受羅馬及拜占庭式影響的年代，傑哈德執意引進革命性風格，內觀不受石材的限制，反向利用石隙間的光線，製造飛揚的、細長線條的、既莊嚴又壯麗的效果；外觀則有富麗精工、高聳入雲的尖塔，宛如奮力接近上帝的搏命演出。這種歌德式的、純粹的聖崇，正是傑哈德心目中的天堂藍圖。
這樣一座全新的設計概念，逢人便熱情解說的狂勁，讓純樸的科隆市民，對這位首席建築師，既崇敬，又畏懼，他們開始覺得他必定有神奇的力量，建設中的新教堂，可能正是魔鬼作品。以至於他的深夜墜樓意外，被傳為撒旦惡力之作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聞名全球的現代科隆作家法蘭克•薛慶(註)，則在七百多年後大膽推測，傑哈德之死，很可能是當年政治鬥爭下的犠牲品。
13世紀的科隆，歐洲工商業重鎮，富商巨賈雲集，以貿易商業長才知名的科隆市民(當然，貴族居多)，為爭取城市自治權，正與當時的「執政主流」科隆大主教，展開一連串的明爭暗鬥。
鬥爭需要緩衝帶，對西方世界來說，抬出上帝當和事佬一定靈。建造一座空前絕後的宏偉教堂，自然是執政與在野兩造的「共願」。
1248年，傑哈德被委聘為科隆大教堂首席建築師，召來一批熟悉新建築風格的石匠團隊。貴族大力捐輸，教堂也發行贖罪券籌募建築資金，與貴族、富商及主教均交好的傑哈德，左右逢源，得以大展長才。
不幸的，所謂共願，在陰錯陽差下，變成了共業。
傑哈德一向堅守中立，不曾參與任何政爭，但他那群貴族好友，在推動政變前夕，惟恐與主教也交好的傑哈德走漏消息，不惜買兇暗殺。
革命很難一次成功，科隆市民直到1288年才取得獨立自治權，大主教遷至波昂。但比起傑哈德留下的未竟偉業，政治相對輕薄。此後再經過六百年努力，科隆教堂方才大致完工。
如今各處修繕、增建工程，依然得見。遊客可從地道入口登塔，感受傑哈德的才華與遠見。
一位石匠出身的建築師，奠定跨時代不朽建築的基礎，肯定是「我的志願」美夢成真版。但死於非命的傑哈德，是否甘心領受如此這般的真實人生？
我無法穿越時光隧道，向傑哈德問個明白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留下那麼偉大的作品，人生也不枉了。
2012年的最後一天子夜，為一年前的格文寫續集，遙想傑哈德，怨自己半生無成，自慚形穢。寒夜孤燈，不勝懊惱。
抬頭瞥向窗外，忽見鄰家猶有未拆卸的聖誕燈飾，在黑夜中明滅，讓我想起一件往事。
小學時代有位弱智男同學，在沒有特教班的年代，每逢段考，自然都是班上的最後一名。小六時，我無意間發現他連自己的名字都寫錯，主動請纓幫他課輔。
這位同學出身養豬戶，課後都要幫家裡餵豬，身上永遠有一股難聞的怪味，師生自然避而遠之。我已經忘了當時為何那麼「勇敢」，願意天天教他功課，但猶記成效不彰，屢屢徒勞無功。教學不得法，兩人還會吵架。但最後雙方協調出終極目標--「考卷上的名字一定要寫對吧？」。
我記得他握筆吃力畫面，記得自己一再忍住捂鼻衝動的心情，也記得他終於寫對名字時，臉上憨厚的傻笑；還記得他畢業考成績首開先例，得到倒數第二名。
小學畢業後再無往來，但聽說他沒再升學，沒幾年還討了一房媳婦。
中三那年，有天放學回家，家人說有人送來一件指名我收件的包裹。打開看，原來是一盒聖誕燈飾，還附了一張小卡片，只署名「林XX」三個字。
我不知表達能力有限的他，經過什麼樣的轉折，才把禮物送到，但我知，這可能是這輩子所收到最難忘懷的禮物。
一顆簡單的、純粹的，青青子衿的暖心。是我的，也是他的。
當我們自以為善心濟世，造福弱眾，被救贖的，其實正是自己。
我們無法預知死亡紀事，傑哈德自然也不能以可能死於非命，來決定是否從事所愛的志業，但投入建設聖殿的過程中，上帝或許早已作功德迴向，給予心靈飽滿的大禮。
自問庸碌半生，無傲人之才，不可能因心嚮往之，突然奮起有為者亦若是的大業。所幸，曾經有一顆溫暖的初心。不論年歲，不計能力，只要願意，就能回溫。
我在科隆教堂沒有得聖殿的許諾，但幸運的，在記憶中抱回暖心，笑看未來。
2013來了。＊
(註：法蘭克•薛慶，處女作《科隆911》以科隆大教堂首席建築師傑哈德之死的1260年代為背景的作品，後以生態小說《群》、《海》，聞名全球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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